近日，一则湖北省县级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贪腐案判决，再次将IVD(体外诊断)龙头企业达安基因卷入了商业贿赂漩涡。判决书显示，其时任区域总监曾向该主任行贿20万元。这并非达安基因首次与行贿产生关联，历史判决文书中配资炒股怎么样，其员工的身影多次出现。

行贿丑闻只是达安基因当前困境的一个侧面。这家曾在疫情期间豪赚百亿的公司，如今的经营正深陷亏损泥潭。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半年报，公司营收持续下滑，亏损依旧。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主营业务承压的背景下，公司大幅削减研发投入近三成，而营销支出却反向激增超七成。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也正经历剧烈动荡。一场持续三年的“府院之争”，最终以创始技术团队的全面出局和新股东“金融派”的彻底接管而告终。

行贿风波、经营巨亏、董事会内讧，这“三重门”让外界对达安基因未来的走向充满了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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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罗生门

近日，《经济观察报》报道的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法院的一则判决，揭开了一桩横跨十三年的医疗系统腐败案。案件的主角是公安县人民医院原检验科主任董华，其在2010年至202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多家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总额高达650万元。

在这份长长的行贿者名单中，A股上市公司达安基因赫然在列。检方指控，在董华的帮助下，达安基因顺利向公安县人民医院销售了医疗设备并获得了耗材、检测试剂的供应业务。为此，达安基因时任区域总监乔鹏，分别于2019年和2021年，向董华行贿5万元和15万元，共计20万元。

这起案件的细节颇具戏剧性。董华为隐藏赃款，将钱存入自家保姆郭志香名下。保姆意外发现后，竟挂失补办新卡，取现350万元用于购买豪车、打赏男主播。一桩严肃的医疗腐败案，最终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被牵扯出来。

事件曝光后，达安基因方面对《每日经济新闻》回应称，公司此前已了解此事，涉事人员为“时任销售人员”，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公司未涉案，因此不涉及需要披露的事项，并强调公司“一贯坚持合法合规经营”。

然而，将商业贿赂归结为“员工个人行为”，似乎已成为部分涉案上市公司的标准说辞。梳理公开的司法文书可以发现，这远非达安基因首次卷入行贿案件。

判决书记载，2014年，达安基因招商部员工欧某，为感谢时任马鞍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张正友在业务上的关照，并寻求未来的合作机会，曾向其赠送一部 iPhone 5S手机。

另一份案号为(2018)黔2301刑初841号的刑事判决书则显示，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原主任吴世木在2004年至2018年间，多次收受医疗设备及耗材供应商的回扣。其中，就包括于2009年5月收受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员工程某的贿赂4万元。

从数万元现金到一部苹果手机，再到如今的20万元，达安基因的员工一次次出现在行贿名单中。尽管每次涉案金额不大，且公司层面均能以“员工个人行为”与案件进行切割，但这背后，都折射出了公司在内控缺失和合规方面的问题。

在医疗行业，“带金销售”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检验科、设备科等关键科室的主任意见，往往能直接决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采购订单的归属。这种“专业话语权”的变现，为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企业若想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仅靠一纸声明远远不够，更需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合规审查和风险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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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过山车”：砍研发、增营销

达安基因的经营业绩也正在经历“过山车”行情。

作为国内分子诊断领域的龙头企业，达安基因在2020年至2022年的疫情期间，迎来史无前例的业绩爆发。凭借核酸检测试剂的巨量需求，公司三年间归母净利润分别高达24.49亿元、36.18亿元和54.12亿元，累计净利润超过115亿元，赚取了其上市二十年以来超九成的利润。

然而，随着防疫政策调整，市场需求骤减，达安基因的业绩神话轰然倒塌。2023年，公司营收从前一年的超120亿元断崖式下跌至不足12亿元。进入2024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仅8.53亿元，同比下降27.76%；归母净利润更是巨亏9.25亿元，同比暴跌983.98%，成为IVD行业的“亏损之王”。

进入2025年，亏损仍在持续。8月29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39亿元，同比下滑15.44%；归母净亏损1.8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较于去年同期亏损3.99亿元有所收窄，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参股公司股价波动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如果看扣非净利润，则亏损额从去年同期的1.79亿元进一步扩大至2.65亿元，这表明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仍在恶化。

公司将业绩下滑归因于行业集采、检验收费降价及增值税率调整等外部政策因素。但财报中一些费用的反常变动，揭示了达安基因在内部经营策略上也有调整。

报告期内，达安基因研发投入1.32亿元，同比大降29.66%。与此同时，其市场营销支出却同比大增70.16%。这种“一边砍研发，一边加营销”的资源搭配，反映出在市场下行周期中，公司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加大营销力度来维持市场份额，而非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来构筑技术壁垒。

此外，疫情期间的应收账款问题，也成为了侵蚀达安基因利润的包袱。2024年，公司计提了高达4.8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其中仅应收款项减值就达到4.18亿元。这表明，疫情期间的部分销售收入，最终可能无法转化为真实的现金流，成为了坏账。

面对业绩持续滑坡，达安基因果断“降本增效”。公司员工总数从2022年巅峰时期的2549人，骤减至2024年的1051人，优化比例近60%。高管薪酬也遭遇“膝斩”，总经理黄珞的年薪从2021年的近600万元降至2024年的67.5万元，降幅近90%；董秘张斌的薪酬也从2022年的533.74万元降至60万元，降幅同样达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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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内讧始末

比业绩亏损和行贿风波更深层次的，是达安基因内部长达三年的控制权之争。这场围绕董事会席位的博弈，最终以创始技术团队的全面出局和国资新股东的彻底接管而告终。

达安基因脱胎于中山大学的校办企业，长期以来由具备深厚技术背景的管理层主导。转折点发生在2020年，中山大学将其持有的达安基因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给广州国资委旗下的广州金融控股集团(简称“广州金控”)。自此，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金融派”与公司原有的“技术派”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

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2022年的董事会换届。当时，包括时任总经理周新宇、副总经理张斌在内的3名管理层核心成员在选举中集体落选，取而代之的是多位具有广州金控背景的董事。

而最终的“摊牌”则是在2025年5月。在当月董事会换届提名中，广州金控提出了一份几乎完全由“自己人”组成的候选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三名独立董事，其余六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里，仅有一人具备IVD行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余五人均为金融、财务背景。

这份名单遭到时任董事、总经理黄珞和副总经理、董秘张斌的公开反对。两人均在董事会会议上投下反对票。反对理由直指新一届董事会的专业能力缺失。黄珞认为，公司需要的是能把握行业技术方向的战略型掌舵人，而非“同质化纯金融背景为主”的团队。张斌则直接指出，这样的董事会构成，让公司能否保持行业竞争力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

然而，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这份提名名单获得通过。任职超过10年的黄珞和任职长达19年的“老臣”张斌双双出局。新一届董事会由1985年出生的韦典含担任董事长，并聘任了1995年出生的曾俊担任董秘。至此，广州金控完成了对达安基因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全面掌控。

这场“技术派”与“金融派”的内斗配资炒股怎么样，背后是双方对公司未来发展路径的分歧。原管理层更强调技术创新和产品竞争力，而作为国资股东的广州金控，则可能更看重资本运作效率和财务回报。如今，随着董事会的“大换血”，达安基因的未来战略走向，无疑将更多地体现出新控股股东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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